改变蜀汉国运的一支“乐队”

东汉末年，上庸（治今湖北竹山县）、房陵（治今湖北房县）、西城（治今陕西安康市）三县自汉中郡脱离而出，升格为郡。因它们内部往来较为密切，在地理上自成一体，又位于汉中之东，故“蜀汉谓之东三郡”。从位置上看，西城郡以北，为曹魏雍州；而新城郡以东，又毗邻襄阳郡。所以，地处魏、蜀、吴三国交界的东三郡，便拥有了比较突出的战略地位。

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夕，屯兵在东三郡的魏将孟达，就凭借地利之便暗中与诸葛亮、孙权等人频繁勾连。而对蜀汉而言，孟达与东三郡本不需要诸葛亮费劲争取。因为孟达本身就是刘备入蜀的元勋功臣，而东三郡也曾为刘备集团所拥有。既然如此，孟达此时又为何会为曹魏效命呢？

一、刘封侵陵

孟达叛逃，与刘备的养子刘封有着直接关系。按《三国志·刘封传》的叙述，刘封返回成都后，刘备“责封之侵陵达，又不救羽”，遂采纳诸葛亮的建议，赐死刘封。不难看出，刘封犯了两个大错，一是“侵陵（凌）孟达”，二是“对关羽见死不救”。关于后一点，刘封不用负主要责任，实在是关羽败得太快，他就算出兵，也未必来得及。且关羽请刘封出兵时，还在交战中处于上风，未有败相。更何况，东三郡内部也尚未稳定。故刘封不救关羽，并未是刘备痛下杀手的主要原因。真正为刘封带来杀身之祸的一件事，便是他对孟达的侵凌。

建安二十四年（219），刘备遣孟达从秭归北上，进攻房陵郡。房陵太守蒯祺不敌，为孟达大军攻杀。乱世之下，一个人的战死原本再正常不过。但因为蒯祺出身于荆州大族，又是诸葛亮姊夫，所以刘备在得知他的死讯后，担心孟达会引起众怒，便令养子刘封从汉中乘沔水而下，与孟达汇合，并主导对东三郡的攻略。掌控上庸、西城二郡的是申耽、申仪兄弟，他们聚众数千家，是当地首屈一指的豪帅。见刘封来势汹汹，申氏兄弟主动归降，接受了刘备册封。至此，东三郡尽入蜀汉版图。

然而，刘封也是有私心的。据《三国志·刘封传》记载：“先主至荆州，以未有继嗣，养封为子。”刘封虽是养子，却也有承嗣资格；不过刘禅出生后，他的希望就十分渺茫了。彼时，他想要承嗣，唯一的机会就是争取荆州人的支持。君不见，刘备入蜀后，以东州（即跟随益州牧刘焉入蜀的外来士人）名士吴壹之妹为妻（即后来的穆皇后吴氏），被其抚养长大的刘禅，将来在感情上难免会偏向于嫡母吴氏乃至东州士人。或许是刘封自己看到了这一点，又或许他人暗示，刘封错误地认为：自己羞辱孟达来为荆州人出气，可以获得诸葛亮及其他荆州士人的好感。（ps：如今再看田余庆先生的“新旧之争”，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后续可详细展开。）

故刘封在东三郡时，常羞辱孟达，并夺其鼓吹。后一件事，即孟达叛逃的导火索。鼓吹被夺后，孟达又惊又怒，携部曲投降曹魏，并引魏将夏侯尚、徐晃来攻东三郡。申氏兄弟见状，也倒戈降魏，独木难支的刘封最终败退而走。

或许，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，鼓吹对于一员武将的重要性。那么，“鼓吹”到底是什么呢？

二、何谓鼓吹

鼓吹，即用来演奏音乐的仪仗队。“鼓”是典型的打击乐器，与之类似的还有“钲”，用铜制成，形状狭长如钟型，带有长柄，常与圆形的“铙”配合使用，发出雄浑、厚重之声，用于行军时敲打，以壮声威。“吹”则是指用来吹奏的乐器，比较常见的有萧，以及形状像笛子的胡笳，都是管乐器。

“鼓吹”之名始见于汉代，但它的起源却莫衷一是。据《宋书·乐志一》记载：“鼓吹，盖短箫铙哥。蔡邕曰：‘军乐也，黄帝岐伯所作，以扬德建武，劝士讽敌也。’《周官》曰：‘师有功则恺乐。’”据此，有学者认为鼓吹起源于中国本土，是上古时期军乐的一种流变。但也有学者认为，鼓吹非中原旧有之声调，而是出自“夷乐”或“北狄乐”。不论哪种说法，至迟在西汉初期，鼓吹就从边军进入宫廷，为皇家所垄断。汉武帝时，鼓吹作为宫廷音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可为天子出行的仪仗队；而在贵族宴饮中，也经常能见到它。当然，随着使用场合的不同，鼓吹的配置也会进行相应更改，或增删乐器种类、或调整仪仗队的规模。

除此之外，鼓吹的另一重要用途，就是作为天子的赏赐。被赐予鼓吹的对象可分为两类：一是赐给番邦外属，对其笼络。汉武帝时期，“南越七郡，皆给鼓吹”。三国时，鲜卑大人泄归泥率众降魏，被魏明帝曹叡加封为归义王，赐幢麾、曲盖、鼓吹等信物，可谓荣宠加身。二是将鼓吹赐给亲信或有功之臣。周瑜初投孙策，后者大喜曰：“周公瑾英俊异才，与孤有总角之好，骨肉之分。”于是给兵二千人、骑五十匹，又赐鼓吹，“赠赐莫与为比”。

另外，鼓吹有时也用于贵族大臣的丧葬之礼。据《三国志·庞德传》注引王隐《蜀记》记载：“钟会平蜀，前后鼓吹，迎德尸丧还葬邺，冢中身首如生。”钟会曾用鼓吹迎庞德尸首回邺城安葬，这一说法曾遭到史学家裴松之的反驳，他认为庞德战死樊城，尸首不应当在蜀地。不过，使用鼓吹为大臣送葬这一现象，在当时应是很常见的。

既然鼓吹是天子、主公所赐，那它自然代表着武将的个人荣誉。孟达迎刘备入蜀有功，被赐予鼓吹再正常不过。刘备定成都后，以孟达为宜都太守，屯兵秭归。秭归扼守荆州入蜀的咽喉要道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孟达能镇守此地，足见刘备对他的信任。然而，自从前往东三郡后，他便处处受刘封排挤，就连主公赏赐的鼓吹也被夺走。如此一来，孟达自然惊怒交加。随着孟达的叛变，东三郡重入曹魏。刘封此举，不仅让自身走上了绝路，也令诸葛亮《隆中对》中“跨有荆、益”战略构想的实现变得困难重重，可谓间接改变了蜀汉国运。

三、天子信物

皇帝、主公的赐予，本质是皇权特许，所以天子信物能成为武将的荣誉象征。在两汉三国时代，还有一些天子信物拥有类似职能；更有甚者，可代天子行事，临时掌握生杀大权。

泄归泥受封归义王时，不仅被赐下鼓吹，还有曲盖与幢麾。所谓“曲盖”， 形似“伞状”，装饰华丽，也用于仪仗队中，早在战国时，它就是将帅的标志之一。汉代时“有军号者赐其一”，仍被军中诸将使用。吴五凤二年（255），东吴名将留赞随军出征，半路发病。后遇魏军追击，留赞自知不敌，便解下象征身份的曲盖、印绶，将其交给侄子后，自己却以身殉国。

幢，是一种圆桶状的旗帜，可号令三军。在古代，幢一般被视作吉祥和胜利的象征。故而被天子寄予厚望的武将，都会被赐下幢，以示荣宠。麾，即主将用来指挥的旌旗，后引申为将帅本人；因为主帅的部将一般也有资格站在帅旗之下，因此也被称作主帅的“麾下”。通过曲盖与麾的位置，可以轻松找到主帅，关羽斩颜良时，便多亏它们的指引。

与之相比，假节拥有的权柄更高。所谓“假”，唐颜师古释为“权以给之，不常与”，说明它是临时性质的持节。“节”，即节杖，是一根七八尺左右的竹杖，顶端装饰有旄牛尾。尽管材料普通，但节毕竟是天子赐予，象征着国家与天子的威严。西汉时，苏武被匈奴扣押，仍持节牧羊，以示忠贞；汉末太傅马日磾被袁术夺走“节杖”后，不堪其辱，乃忧愤而死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汉末虽常见“假节”之名，但因为乱世动荡，持节往往常置，故不再是临时性质。在正式场合，“假节”也被称“持节”或“使持节”。

假节时又被授予黄钺者，称“假节钺”，拥有更大权柄。曹休攻皖城时，孙权任陆逊为大都督，为最高军事统帅，可假黄钺。诸葛亮北伐时，后主刘禅也亲赐黄钺，“付之以专命之权”。而在曹魏，除了权倾一时的曹操、司马懿等人，有资格假节钺者，就只有负责各战区军事的都督了，如夏侯尚、曹休、满宠等人。在特殊场合下，“棨戟（即涂油漆的木戟）”也能发挥出“斧钺”的职能。又按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：“千石以下至三百石，县长二人，皆带剑，持棨戟为前列。”在更多时候，棨戟仍用于仪仗队中，用来彰显官员的排场和荣誉。及至唐代，许多高门世族还有在门口立戟的习惯。如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便有“都督阎公之雅望，棨戟遥临”之语。

总之，天子信物意义非凡；对臣子而言，这份个人荣誉也需要他们维护。孟达失鼓吹，惊怒而反；夷陵之战后，蜀大将黄权投降曹魏，并主动向曹丕献出印绶、棨戟、幢麾、牙门等信物，就表示归降、顺服之意了。